“新昌模式”揭秘

    在中国，产茶的地方很多，产茶出名的地方却很少，也很难，“西湖龙井、“碧螺春”和许多名茶都用了几百年。而新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县，仅在十几年里，硬是把自己的“大佛龙井”做出了名，茶园10万亩，产值3亿元，国际金奖十几个，成为名茶的新秀和茶界的“黑马”。以致有许多茶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新昌现象”或“新昌模式”。

　　为探求这种“现象”或“模式”的奥秘，近日，笔者再次来到了这个“中国名茶之乡”。

　　人员培训茶园改造是基础

　　孙利育，新昌县农业局茶叶站站长，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自1982年浙江农业大学（现为浙江大学）茶叶系毕业后，已在当地干了23年，经历了新昌茶产业崛起的全过程。

　　和她谈起新昌的经验，她认为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培训茶农，让茶农都成内行人”。

　　新昌是浙江茶叶的主产区之一，是国内出口“珠茶”的生产基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茶叶市场开始放开，传统的“珠茶”销路不畅，原来“只管种，不管卖”的茶农陷入了“卖茶难”的困境。新昌县委、县政府及时地提出了调整结构“圆改扁”的战略性举措，由专业技术人员牵头，有组织有计划安排能手，培训茶农掌握炒制龙井茶的技艺。在这些示范点制作出来的茶叶，竟被国家茶叶监督检测中心评为浙江龙井茶的极品。此后，“圆改扁”的培训在全县36个乡镇全面铺开，先后举办培训班500多期，共有4万多人参加，形成了一支有10万多人的“圆改扁”生产、采摘、制作队伍，为“大佛龙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说起当年的经历，浙江省茶树良种繁育示范场场长、全国劳模石梦千更有感触：“从良种场的发展来看，科技创新是关键。以前做珠茶，迟摘早摘都不要紧，龙井茶就不同，迟摘早摘效果大不一样。早发芽、多发芽、品质好，这是无性系良种的优势。依靠良种，我们良种场发展越来越快，我县的茶农带动起来，种植良种茶树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如果说“圆改扁”的培训为新昌茶农提供了技术支撑，那么当年县科委的回山玄武岩台地龙井茶试种成功和无性系良种化的全面推广，就是让茶农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镜岭镇寺下坑村村民盛良初，1995年在自家的农田里搞茶苗扦插试验成功后，带动了全村33户茶农，家家建起了苗圃。1998年，户均育苗8万株，收入上万元；同村村民盛再根，用仅有的800元，在村里第一个搞无性系茶苗种植，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省级科技示范户。

　　新昌是浙江东部的一个山区县，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总面积不过1200平方公里，43万总人口中，却有4万多人参加过茶叶培训班，10万多人从事茶叶生产。当全国茶产业的战略转型刚开始起步时，他们已完成了人员培训和茶园改造的关键一步，使茶农、茶园成了为“大佛龙井”崛起而储备的战略性资源。

　　“大佛龙井”的“三级跳”

　　1993年春，新昌县回山乡雅里村村民潘正老，将原先在杭州从事建筑业时结识的几位做茶叶生意的朋友，请来雅里村收购茶叶，因所产茶叶具有高山茶的天然品质，价格又比杭州龙井低，有利可图，茶商便和村里约定了定点收购之事。此后，前来收购茶叶的客商不断增多，同年5月，由雅里村投资建造，有70多个摊位的新昌县第一家名茶市场在一个小山村里诞生了。

　　随后，回山、安山、镜岭、遁山等茶叶主产地也相继建立了13个名茶专业市场。但是，这些自发形成的产地市场，往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设施简单、辐射功能小，与日益发展的茶产业不相适应。

　　1995年，一个拥有360间营业房、800多个交易摊位的“浙东名茶市场”在新昌县城的104国道边应运而生。四方乡邻纷至沓来，而千家万户小农经营的固有弊端也开始突现。包装不统一，质量有高低，价格更是五花八门。为此，新昌县名茶协会注册了“大佛龙井”的证明商标；“大佛龙井茶”的文字和企业标准于1995年底制定颁布；各类包装统一印制，实行强制性规范；建立一座可储藏500吨名优茶的冷库，提高茶叶保鲜质量。

　　市场的优胜劣汰催生了品牌化、标准化的启动，“大佛龙井”开始脱胎换骨，“浙东名茶市场”也随之声名鹊起。周边嵊州、东阳、天台等地的茶农，纷纷前来交易，各地茶商也闻风而来，至2004年底，市场交易茶叶4700吨，金额达4.6亿元。

　　在“浙东名茶市场”的迅速崛起中，“大佛龙井”也完成了从一个农产品到市场商品的蜕变，新昌的茶产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在各大城市登堂入室。

　　1995年5月9日，“大佛龙井”已摆进了在北京开设的“绿茶世界”茶庄里。来自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参观了茶庄；下午，中国名茶之乡春茶展示会在北京中苑宾馆举行。

　　十几家中央媒体都报道了这次“绿茶进京”活动，在国内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北京市民说：“农产品来北京推销好像听说过，茶叶展从没见过。”

　　初获成功的新昌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济南泉城广场的万人品茶大会；承办上海国际茶文化节闭幕式；杭州西湖博览会；老舍茶馆的“大佛龙井”献劳模；邀请京城老字号茶庄老板聚新昌等。在北京、济南、上海，年年都有“大佛龙井”活动。

　　这些推介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浙东名茶市场管委会赵玉汀主任感叹良多：“坐井观天没有用，只有把自己的市场搞好。每年搞这些活动，吃力是吃力，效果确实好。抓住北京、济南、上海几个关键销区市场，促销年年有创新，主要是做得同人家不一样。”

　　北京老舍茶馆的办公室副主任王捷则说得更坦白：“‘大佛龙井’有品牌，质量好，在北京的影响这么大，我们茶馆有利可图，当然要卖了。”

　　政府主导“四两拨千斤”

　　十几年来，“大佛龙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步步艰辛，又步步辉煌。国家级的茶树良种繁育示范场、茶叶专业市场、北京老舍茶馆专卖等；“大佛龙井”已从生产加工领域拓展到流通消费领域，并延伸到县域经济的许多方面，在全县43万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人的工作与茶叶有关。

　　至目前，“大佛龙井”已获各种国际性金奖30多次，并在全国20多个省（市）开设了250多个直销店，新昌县也成为声名远播的“中国名茶之乡”。这是全体新昌人民的骄傲，也是历届政府和各级政府心血的结晶。

　　新昌有1500多年的种茶历史，是国内传统的绿茶主产区之一，建国后曾是出口“珠茶”的生产基地。因此，历届政府都把茶叶生产作为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在这场“圆改扁”的产业转型中，各级政府始终是战略攻坚的主导。

　　从免费搞培训，到兴办“浙东名茶市场”不准营利；从无性系茶树改造补贴，到“绿茶进京”……在“大佛龙井”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看到政府挺身而出的身影。

　　镜屏乡外婆坑村支书林金仁在说起这些往事时，始终难以忘怀：“刚开始做龙井茶的时光，心里慌兮兮，芥小的芽头，摘落来卖不出去就是死了，全靠乡里杨锦源书记保证3元一斤青叶收购，卖不到3元乡里贴，那时候炒好的珠茶也不过是2.5元一斤，大家拼命摘了来去卖给他。如果政府胆子稍微小一点，培训得再好有啥用？”

　　在“浙东名茶市场”经营茶叶的贩销大户丁法良承认：“如果当初市场里租金蛮高的话，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谁也不敢来。”

　　曾有人暗自给政府的相关投入算了一笔账，意外地发现，在新昌茶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政府的投入都产生了十倍以上的效益。从此，这个“以一当十”的说法在当地盛传一时，甚至有学者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四两拨千斤。”

　　原新昌县农业局局长陈霞很坦然地说：“其实政府投入的并不多，许多事情都是‘浙东名茶市场’和协会做的，与别人不同的是，我们生意这么好的市场是不准营利的，取之茶农、用之茶农。县里也只是从2000年开始正式设立了无性系茶树改造专项基金，到现在仅此投入达700多万元。”

　　像这类政府出资给茶农吃定心丸的事，新昌的许多茶农都能给你说上一大堆。针对种种说法，农业副县长徐良平认为：“政府要有投入，但不能以投入为主。关键是要在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敢于跨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