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话江西九江

茶市，一部商圈的史书。历史上，“商业兴，茶市兴”也是九江茶市乃至中国茶市的写照，在九江的千年产茶史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案例：一个阶段的茶市繁荣带动着一个商圈的发展，所以当传统商圈出现变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茶市的发展。

《中国》，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里，时间定格在40余年前，上海城隍庙“斟茶”、“饮茶”的场景频繁地出现，“九曲桥茶楼里坐满了表情温和的茶客，茶房在殷勤地走动和斟水”一晃而过。

茶以及日渐日常化的茶文化，早已成为摄影师们缅怀旧时代的视觉索引，安东尼奥尼用它来记录上海南市区的旧式繁华，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和茶的商业属性有关。不管怎样，茶市的繁荣曾经昭示着一个商圈的活力，而它的兴衰也透视出新旧商圈的交替之趋。

上海如此，九江亦如是。

地理：茶叶的种植

九江茶素来闻名，“庐山云雾茶”、修水的“双井”、“宁红”、饶州的“婺绿”、“浮红”、歙州的“祁红”等均被誉为茶中极品。这和九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不无关系。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峦重叠，土质肥沃等土质和水文条件都非常适合种植茶叶，由此成为江南最好的茶叶源产地。

对于茶的源起，茶树的培植，各有版本。历史上，谁也说不清“种茶之习”与“嗜茶之好”的关系。

据说，早在晋代九江人就有“种茶之习”和“嗜茶之好”。三俩好友常常“话茶吟诗，叙事谈经”，至通霄达旦。就连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庐山结草堂也以“药圃茶园为产业”，从事一些林茶种药的力所能及的活动。渐渐地，商贾之人很快就从这大片的茶树林中找到赖以发展的商机，九江茶市开始成形，浔阳茶“今其行几遍天下”。

从清同治末年至民国初年，前后五十年间，是九江茶叶的鼎盛时期。这时由于国外对茶叶的需求剧增，江西已发展成为全国生产茶叶的基地。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利用长江和鄱阳湖水运之便，在九江购茶并办厂制茶。国内茶商也纷纷来九江开设茶铺、茶栈、茶场。据1932年版《九江指南》记载：浔埠茶栈业开在大中路的有5家，设在大中路荣阳里内的有11家。每届产茶时期，分住各

处产茶山地，采办运浔，每年出口约在十万箱以上。

航运的兴起

航运也是九江茶市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史料记载，江西省近代的航运业、工商业、通讯业、金融服务业、铁路和公路运输业以及近代教育和医疗，皆发端于九江。

九江人利用其“陆通五岭，势距三江”、“七省通衢”的地理优势，扩建码头，大力发展航运。唐以来，茶商要向封建官府领取茶引，经验引纳税，方可在指定地点买茶，九江茶商还远赴洛阳贩卖九江茶叶，江南初具规模的茶市在九江成形。

两宋以后，江州治浔阳江口所在地会有江州周边数县包括湖北黄梅、安徽宿松等县的茶叶集散市场。而明朝九江府“五邑（德安、建昌、瑞昌、彭泽、德化）”俱产茶，更加强化了浔阳城的集散市场功能。

在《九江码头文化的历史形成》一文中有记载：“到元代，九江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公元1283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九江。发达的商业、繁华的集市、规整的建筑、方便的交通，让他赞叹不已。在其著名的“游记”中，称九江为“商业发达的市镇”。……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朝廷在九江设立钞关，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九江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清代，九江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税收也水涨船高。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在鄱阳湖边的姑塘增设了分关。”

据九江史志记载，公元1793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已经开放的沿海四个海关，只留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并且规定全国的货物只准从江西这条运输线经过，由长江进鄱阳湖，入赣江，翻越大庾岭，经珠江水系，运往广州出海。这条钦定的国际贸易运输线，意外地给九江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九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河外贸港口，设在姑塘的海关，在道光年间，税额增长率居全国之首。南来北往的客商蜂拥而来。

作为长江中游的物流、人流、金融流的中心，航运业因此成为九江经济的支柱产业。“1924年，因地域限制旧城发展局促，地方官府下令拆除旧城墙，连通大中路和城外英租界的洋街，城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1928年，九江商人集资修建龙开河铁桥，城区容量再次成倍扩展，为九江码头文化的粉墨登场准备了更大的舞台。”

历史：茶商的发展

茶商，曾经的商圈缔造者，今日的商圈贡献者。

历史上中国三大茶市：江西九江、福建闽侯、湖北夏口，九江为之首。茶商的贡献不容小觑。九江闹市的十字街头，茶商手握航运的船浆，送来迎往，执掌江边码头的热闹与寂静，所以与街市同盛同衰。

早在清代，九江茶市就已誉满全球，加工业、包装业、运营销业门类齐全；茶店、茶栈、茶行、茶铺遍布大街小巷，“集四海之珍茗，会天下之大贾”一片鼎盛繁荣景象。深受中外茶商青睐的都会。广帮、徽帮、本地帮、俄商、英商、日商云集此地。

从《申报》保留的资料来看，“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四十余家”，在1881年，茶栈数增加到252家，次年又猛增到344家，到了1886年，“今年添十八家，已符大衍之数”。

一个完整的茶叶市场必须有流通、有往来，也就是要拥有相对固定的行销路线，茶商由此开拓出一条条可供茶叶在初级市场、集散市场、消费市场间流转的“茶道”：南路、北路。

没有茶商的智慧，也就没有历史上茶市的繁荣。到了近现代阶段，九江茶商也开始进入到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茶商的实力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简单的机器化运用，让茶砖成为通达俄国的畅销货。北路就是专门用来与俄国进行茶叶贸易而开辟的。由于陆路运输的原因，从九江运往俄国的茶砖多需到汉口中转，经洛阳过黄河，再在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由旅蒙茶商改用骆驼队伍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送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

从街口的提篮叫卖，到江畔码头边的货物运输，再到京城街市中的极品贡茶，茶商们源源不断地为城池的生长奉献着劳作的汗水，所以造就了茶市不衰的生命力。从历史到今天，他们已从时间里沉淀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文情愫。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带着某种特有的风土人情深入市井、殿堂。

茶市的变迁

1861年到1886年，是近代九江茶市的发端和扩张期，尤其是1861年到1871年这十年间，是九江大量种植茶树的时期。但好景并不长，没几年，茶叶状况，急转而下，史料记载：“(茶市的)海外市场一落千丈，输出力量猛跌锐减，本省产茶区域更遭悲惨之恶运。修水武宁之红茶，初因俄销不劲，市价步低，业茶者跌遭亏折，逐年减少……”

当以宁茶为代表的九江茶叶衰落后，“茶市逐渐移到汉口，九江洋行、茶庄，均先后收缩或停业，于是一般茶庄不得不改弦更张，别辟途径，转趋于茶栈业，专营转运报送之事，”被称为九江茶业史上之一大变迁。

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今。直到西式茶餐厅的进驻老茶楼也被整修成一间格子间布局的小卖部，货架上各式瓶装矿泉水、乌龙茶和红茶特别晃眼。“这些来自流水线的工业制品，彻底替代了品茶的情趣。”朱大可也开始怀疑，“跟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假古董一样，原生态的茶楼，正在城市的现代化革命中迅速凋零。”

直到近几年，在新经济商圈的影响下，九江茶市又重燃起原有的生气。

许多依商业街的风貌变换着陈设风格的时尚茶楼，逐渐取代老式茶馆，而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时尚高地”，茶客们相约喝茶、打牌和聊天，人们拥有不同的饮茶方式，有时，它是规模庞大的“四合院”，有时，它是评弹说书的最佳场所，有时，它是写字楼大堂里的书吧，有时，它又变成古色古香的茶室。

在这种独具中国风味的九江茶市里开始穿梭着很西方的向往。

九江茶市如此，九江经济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