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广州历史上的蝴蝶效应
2011年春节过后，发现一些曾经离开广州到外地去发展的朋友又回来了，而广州的这个春天也非常争气，没有往年的湿闷，又乍暖还寒数日，如今可再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向军也从重庆回到广州，带着家眷准备扎根广州。不到一年前他还和大家喝了告别酒，那之前已经在广州呆了十多年，现在他又和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金敬迈带着几个青年窝进珠江新城的一家公寓里研究广州茶史，这并非是一个新鲜话题，却又可以随时会有新的发现。金敬迈表示自己一直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尤其是茶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次的行为就是为了汇总一些关于茶叶在广州的故事，以演义的方式来表现广州茶事，最初呈现出一定数量的文化产物，比如图书、创意产品甚至是影视剧，把广州那段关于茶的故事以及广州人与茶叶的关系表现出来。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许多有趣的史实，与现代广州人的饮茶习惯相结合，证实了多个由茶叶延伸的“蝴蝶效应”。
清政府曾认为茶叶是欧美人的经济命脉
1635年，英国的第一艘货船来到广州后，欧洲各国的货船也接踵而来，1637年英国从广州运走了112磅茶叶，中国的茶叶开始陆续进入英国。后来英国人舍不得用钱来买茶叶，开始用鸦片来交换，导致最后中国用茶叶不够换，只能用白银和土地或者不平等的条约。
向军说，他在资料中发现，当时的清政府包括林则徐都有一种幼稚的观点，认为可以用茶叶抵御外族的入侵，他们认为西方人的身体里也许缺乏一种元素，需要靠茶叶来补充，原因是因为他们吃太多牛羊肉，营养成分不够丰富，必须要茶叶、大黄来消化，于是泡制出了茶叶为“制夷之大权”的说法。而当时对那些贪婪的欧美商人来说，“茶叶就是上帝，在他面前其他都可以牺牲。”茶叶确实是当时他们来到中国的重要动力。而茶叶带来的利益在那个时期影响了整个世界，在广州，犹如有成千上万的蝴蝶在震动翅膀，每一次振翅，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连锁反应。
在和西方交易的最初，清政府和商人都尝到了甜头，18世纪前在正常的贸易中，清政府处于主动，以为咱们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不需要西方的任何东西，所以清政府官员就理直气壮对英国人说：“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所以你们英国人想买茶叶必须得拿银子，后来英国人自己的银子不够用，还带了一堆墨西哥银元来广州。根据《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1999年版）记载，仅1700～1840年，欧美给中国送来了1.7亿两白银。1816年，嘉庆皇帝问广东巡抚孙玉庭，“英国是否富强？”孙玉庭答道：“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么，是由于中国富才富。富不如中国。”嘉庆问，“何以见得？”孙玉庭说：“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由于中国富吗？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无法活命。”两人越说越高兴，哈哈大笑。
谈起这些历史向军显得非常兴奋，他还谈到关于广州人喝茶的误区，一些人推测，广州人爱喝茶是因为清朝时期兴旺的茶叶贸易，这种说法缺乏证据。实际上全中国人都爱喝茶，但是由于风俗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各地喝茶的习惯和品种都不一样。北方人喜欢喝花茶，西北人喜欢喝黑茶，江南喜欢喝绿茶，闽南喜欢喝乌龙茶，广东人本来就爱喝茶，而喝茶成为文化主要是广州人把喝茶和吃结合了起来，这种捆绑得以使广州的茶文化成为特色，北方人过来广州光顾茶楼未必对茶印象多深刻，但对那些精致点心都流连忘返。
革命先驱者在广州茶楼中的会谈
正月初七中午，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李小姐带着他的男友与家人见面，李小姐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而她的男友是河北人，当他进入茶楼后立刻被眼前的场景所迷惑。茶楼几乎成为了家宴俱乐部，每个桌子前围坐的多为整个家庭，年长者居多，大部分是中年人带着子女与父母在一起吃饭聊天。也有年纪比较大的人坐下来喝茶，读报或者聊天。原本是非常正式的初次见面转化成了一场生动家庭聚会。
大多数外来者在离开广州时总会怀念广州这种温馨气质，向军说这样的场景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真正意义上的茶楼最迟在18世纪中下叶即已诞生，其标志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成珠楼（清乾隆年间即已开业）。而大名鼎鼎的陶陶居的匾额为康有为所写，广府地区茶楼的大规模涌现，在光绪年间。这“新生事物”是在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处于襁褓期的近代工商业的副产品，实质性作用是为工商界人士设置斟酌生意的宽松环境，最初意义类似于现在的商务咖啡馆和商务酒吧，而当时的陶陶居又比较高端，服务对象是高官与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康有为也在其列。“居”就是“隐”即躲起来，粤剧艺人多住在西关，白驹荣、薛觉先常来陶陶居品茗，文化名流亦来此雅集，鲁迅、许广平、巴金、刘海粟就曾是陶陶居的座上客。
茶楼的前身是茶肆，它的设备很简陋，木桌板凳，供应糕点，开口挂一个木牌子，写着“茶话”两个字，为客人提供一歇脚叙谈，吃东西的地方。
向军表示，从他在广州从事多年旅游文化的经验来看，广州的茶楼之所以全国闻名，与诸多名人在广州茶楼的典故有关。
1925至1926年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同毛泽东初次晤面。两人在茶楼里品茶论道。1941年柳亚子《寄毛主席延安》诗中，有“粤海难忘共品茶”，毛泽东答“饮茶粤海未能忘”。据说毛泽东经常到位于中山四路的妙奇香茶楼饮茶，因此有人推测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妙奇香喝茶。妙奇香始建于1879年，妙奇香茶楼有一幅很有名的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郭沫若也是个茶客，当年他在广州三个极富园林特色的酒家饮宴之余，都留下了诗句。在泮溪酒家，他诗曰：“盘中粒粒皆辛苦，槛外亭亭入画图，齐国易牙当稽颡，随园食谱待耙疏。隔窗堆就南天雪，入齿回轮北地酥，声色味香都具备，得来真个费工夫”。在南园酒家，他赞曰：“此是工人天外天，解衣磅礴坐高轩，层楼重阁怡宫殿，雄辩高谈满四筵，万盏岩茶千盏酒，三时便饭四时鲜，外来旅客咸瞠目，始信中华是乐园。”郭沫若对北园情有独钟，每次外事出访途经广州，都一定要到北园饮早茶。他在北园即席挥毫：“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到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
谈到这些时向军突然笑道，在上海吃饭时，上海人一定会告诉你所在饭店是某位外国的领导人在这里品尝过，比如美国总统或者某位国际明星在这里用过餐。北京人则会告诉你这里经过了多年的祖传，什么是招牌菜，什么是这里的特色。唯独广州人啥都不说，所有这些典故都不是广州人告诉他的，因为广州人一般不会去关心这些，你和他们去茶楼吃饭绝对不会是因为鲁迅是不是在这里吃过，或者这家的牌子是康有为题字，他们只会告诉你这里的凤爪是否蒸的入味，这里的点心是不是好吃。
所以在广州，茶楼能不能生存下来，跟谁在这儿吃过没关系，主要是看是否实惠。尽管如此，许多中国的先进思想从这些茶楼中不可遏止地散发了出来，最后波及了整个中国。
十三行曾经控制着最大的蝴蝶茶业
重新说回清朝，1793年，英国派了一个有135人的庞大的使团来到北京，担任特使的是富有外交经验的马嘎尼尔勋爵(Lord Macartney)。为了促使谈判成功，使团选择在乾隆皇帝 80大寿之际，带了价值13000英镑的礼品来到了北京，显示西方的高度文明。这些礼品中包括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册、车辆、军器、乐器、毯毡、船只模型等。清政府以为英国使团是来给乾隆祝寿“进贡”的，吩咐沿海各省热情接待，犒劳过境的英国船只。
英国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向乾隆呈递了国书之后，提出了六项要求：
(1) 请允许英国商船于宁波、舟山、广州、天津等地登岸，经营贸易；
(2) 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洋行，收储买卖货物；
(3) 请于舟山附近划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商居住、储货；
(4) 许英国商人自由居住在广州等地；
(5) 凡英国商品自澳门运往广州者给予减免关税及额外加征之税；
(6) 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上税，不在税率外另行征收。
乾隆勃然大怒，断然拒绝。在给英王的复信中，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王或误听下人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当立时驱逐出洋。”乾隆皇帝是清朝鼎盛时期的明君，文治武功都非常出色。当时，清朝确实还相当强大，英国使节就是生气也没什么办法。不过，乾隆却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时机更多地了解世界发展的潮流。由于拒绝和外界交往，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越来越落后，在经济上和西方各国之间差距也越来越大。 以致于他的后代道光皇帝下旨，向英国宣战。打了两年之后，道光皇帝连吃败仗，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要了解一下对手的情况。他下了一道非常滑稽的圣旨，向臣下询问几个问题：“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国，有无旱路可能？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
向军拿出一份十三行商人的资料说：“如果道光皇帝不是问文武百官，而是问一个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这个商人肯定能给他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茶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茶商最为著名。
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称为牙行。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不过，这里的牙行数目并不固定，时有增减。十三行的商人素质不低，很多都懂外语，能直接和欧美人对话，用时髦的说法就是基本可以站着把钱挣了，可惜这些人都不关心国家大事，只顾自己经商。他们头脑清晰，在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其中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由这两条可以看出十三行的商人一是注重茶叶，二是注重文物。
如今的十三行变成了服装批发市场，在全世界的中国制造里面，凡是能用七八十元人民币买到的衣服，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向军称广州如今由当年的茶叶交易地变成了巨大的茶叶消费地。另一位资深的文艺人士则称广州个人手中囤积了大量的茶品，一些文化人士囤积普洱茶待其升值。所以在广州，某个家庭的一面墙上，陈列的全部都是普洱茶饼，并不奇怪，而且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必有茶叶店，比桂林米粉和沙县小吃还要普及得多。
如今茶楼依然是广州最普及的社交场所
清嘉道年间，一匹快马从广州出发赶往京城，马背上没有装荔枝，听到马蹄声笑的也不是妃子，而是皇上。这匹快马带的是茶叶价格涨落的消息。广州人在那时就学会了包装，内地茶叶送过来，为了增值，广州人制作茶箱，以铅封边，然后在茶箱上画上精美的工笔画，茶箱上贴纸和印字儿都是流水作业，所以这些都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著有《茶叶全书》的美国人威廉·乌科斯说，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洋商已经有了茶叶加工性质的工厂。
单就茶道而言，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如日本，日本人的茶道非常正规，非常艺术化，烹茶饮茶的艺术，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
关于茶道精神笔者的看法是在广州茶楼之中，喧嚣浮世，熙熙攘攘也是另一种文化与东方精神，茶道中所要求的哪一项没有得到呢？在广州，茶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广州的茶道是与日常生活的相融，广州人的茶叶消费力却世界排名第一。2010年为响应中国茶叶学会倡议，倡导“茶为国饮”，号召“全民饮茶”，今后每年4月18日将定为广东“全民饮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