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的巨变:未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与走向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到底在发生着哪些变化？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与变化到底对商业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个看似枯燥无味的话题也许将决定无数人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2004年7月底，中国社科院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又一重量级研究成果面世，即《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后，这份报告进一步调查研究了“我们从何处来”——各个阶层如何形成，和“我们将往何处去”——各个阶层将如何演变流动。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主编陆学艺认为，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刚好超过1000美元，这一阶段是各国公认的一个发展关口。从1000美元起，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将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走得好社会将向更为发达的阶段上升，走得不好，就有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恶化、失业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

    因此，在这个“中国社会酝酿结构巨变”的当口，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当下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将往何处去。

    “我们从哪里来”

    人们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这个问题的潜在意思是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出身是什么？而不同的背景和出身也许就决定了不同的前途。

    那么现在的我们从何而来，目前的优势阶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不得不从中国的5次社会流动谈起。

    研究表明，中国社会自1949年建国以来，经历了5次大的社会流动，它或多或少都影响了现在社会的阶层结构。

    第一次是1949年～1956年，这是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重塑的一个时期，也是第一次制度变革时期。

    第二次是1957年～1965年，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调整变化，中国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城乡居民不仅有了阶级身份，还有了户籍身份、劳动人事档案身份和工作单位所有制身份。

    在二元户籍身份制度的强制约束下，两大身份(农民和市民)群体之间的相对流动非常困难。比如农民除了通过上学、参军和城市招工等极为有限的机会，很难流动到城市。

    第三次是1966年～1977年，由于文革的影响，这个时期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状态。

    第四次是1978年～1991年。从1978年起，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开始体制改革，逐步引进市场机制。而制度创新最终对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有的阶级阶层出现了大规模分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教育制度改革，三是中国工业化模式转型引发社会流动的活跃。这个时期比较有名的词是“万元户”和“民工潮”。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潮流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在这个期间，由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私营企业主由此获得合法地位。由此开始，继政治精英和依附于政治精英的文化精英之外，一群相对独立的经济精英逐渐崛起。他们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

    第五次是1992年至今。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被正式确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社会分化愈见深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升降变化，其结果是一种由10个社会阶层组成的新阶层结构开始形成，而不同阶层所处的等级位序也初步被确立起来。

    那么对于中国商业而言，这个阶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社会阶层和群体地位迅速上升。

    自1992年后，全国个体工商户迅速发展，2001年达到了2571万户。私营企业投资人数到2002年达到了623万人，比1992年增长了16.8倍。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外资企业中方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领。据不完全统计，这个群体有200多万人。

    “我们往何处去”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流动的三种可能趋势：

    第一，“橄榄形”。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为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第二，“洋葱头形”。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时等因素的制约，以及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不健康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

    第三，“蜡烛台形”。由于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最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的畸形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支撑现代化发展。

    从目前看来，中国成为“橄榄形”社会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还存在很多障碍，但是这些障碍正在破除。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社会流动的规则已经由“先赋型规则”转为“后致型规则”，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明显。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选择了几个社会优势阶层，观察他们的流动情况。

    第一个观察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他们位于社会流动链条中的最高端，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组织资源，具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相比较而言，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员家庭出身的人，约有3个，小业主家庭约有2个，工人家庭的约有1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人不到1个。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据调查，最初职业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绝大多数(59.1%)目前的职业仍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有9.1%流向经理人员阶层，27.3%流向办事人员阶层。还有一部分下了海。

    第二个观察的阶层是经理人员阶层。

    研究表明，具有地位的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是从本企业或者同行业企业人员中提拔起来的。其中，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分别为21.1%、8.9%和17.8%。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经理人员从机关干部中调任的不多。尽管两者的关系很紧密。

    其中，改革开放前后，经理人员来源渠道变化很大。1980年前，有26.4%的经理人员最初是产业工人。1980年后，则变为16.2%。与此同时，农民直接进入经理阶层的机率却在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乡镇企业管理人员。

    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优势阶层，经理人员对较低社会阶层的排斥性明显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它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等较低社会阶层留有一个直接进入上层社会的小路口。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与未来走向

    除了上述两大优势阶层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优势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很复杂，各种阶层都有，但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占78.1%。他们大多没有依赖于父辈和家庭资源，而更多的凭借他们自身的勤奋努力、聪明才干和风险机遇。因此他们是一个来自社会较低层的自立创业的优势阶层。

    调查数据表明，他们大多是创业者，而且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有较为复杂的职业变换经历。其中2/3创业之前从事蓝领职业，只有约1/10的私营企业主的前任职业是白领职业。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在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来自于传统体制中具有较大优势的阶层，而原本在传统体制中处于较为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淘汰出局。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创办企业对业主个人的人力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源)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以至于仅仅拥有很少人力资本的人已经很难进入这个阶层。

    二是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的市场化，传统体制的优势很容易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只要那些在传统体制内享有优势的人认识到体制外的巨大机会，他们将比那些在传统体制没有优势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历年来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正体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阶层，在我们这个社会，女性独立创业并非易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女性私营企业主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款待，例如她们通常被称作“女强人”、“女大款”。

    其二，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呈提高趋势。1993年～2002年，拥有较低文化资源(指初中以下学历)的私营企业主所占的比例从47%下降为19.7%；拥有中等文化资源(指高中、中专学历)的业主所占比例由35.9%上升为41.9%；拥有高等文化资源的业主所占的比例由17.2%上升为38.4%。

    以上数据的变化意味着，低学历的人越来越难以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

    其三，国家干部和农村干部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重要来源。相对而言，国家干部比农村干部具有更大的优势。其中，一般干部的比例逐渐下降，科、处级干部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科、处级干部拥有更丰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私营企业发展初期，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社会群体占有较大比例，那么到了21世纪，这种格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一代企业家们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商业经营方式。

    比如老一代的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消费品味、言行举止和社会心态接近于蓝领阶层。他们往往表现出矛盾的行为，一方面，有暴富心态和炫耀消费行为；另一方面，艰苦奋斗的创业经历又使他们具有务实、精明和吃苦耐劳的秉性。

    而新一代企业家的心态和行为趋于白领或者更上层。他们拥有高学历，有很强的商业技能，有较新的商业理念，更加理性和理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趋于上层，随着整个群体的扩大，他们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逐渐增多，将形成新的商业机会。

    社会变革中的商机

    社会各阶层流动带来了诸多商机。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职业结构趋于高级化，所谓高级化就是白领和专业性职业越来越多于蓝领职业。

    具体而言，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人员和服务人员增长迅速。对于其增长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作者认为，市场化是“经”，现代化是“纬”，二者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职业结构的增长趋于高级化。这一方面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消费结构。

    比如，随着收入增加，非基本消费的数量和比重提高，人们所购买的商品越来越“高级化”。以正在扩大的中产阶层为例，他们将是购私产房、私人汽车、定期旅游休假和相应文化、社交消费的主体。消费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其一是出现消费分层，消费自主性增加，大众耐用消费品有了稳定的需求。其二是地位消费，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多，出现了消费名牌而彰显身份的“地位消费”。据调查，目前“消费中产”的比例已经达到35%。白领群体在个性化和炫耀性消费方面远远高于普通人均水平。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专业化职业也随之出现，比如保姆、小时工、家庭服务员、老年护理工、育婴师、插花师、盆景制作员、动物摄影师、色彩搭配师、健身教练、心理医生和胎教员等。

    这些新兴的职业有很多可以演变为创业的机会，一些大城市就出现了不少心理咨询事务所。

    另外，城市发展所聚集起来的各类资源还有可能对周边的非城市地区产生辐射，从而带动非城市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变迁。比如20世纪80年代江苏南部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受益于邻近上海。借助于城里“溢出”的生产资料和销售市场，乡村里(乡镇企业)产生了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等职业。

    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还发现，只有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其非城市区才发展起了较大比重的第二产业，比如制造业。只有5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其周边地区才发展起了较大比重的第三产业。而6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其周边地区一般存在着较大比重的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等。

    这些社会流动演变的规律一方面解释了种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指导商人们的投资决策。 （《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