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辛尔：美在伊商业利益无法通过外包移交
6月28日突然提前、秘密进行的伊拉克权力移交仪式，显示美国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怀疑，这不仅跟新一轮人质绑架浪潮有关，而且印证了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国家安全事务研
究员彼得·辛尔(Peter W. Singer)的预言。他早在去年就已经指出，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外包，而将伤亡风险转由私营企业分担的算盘可能落空。相反，这些企业由于缺少保护，很容易成为外交政策一个薄弱环节，使美国从伊撤军变得遥遥无期。
美国政府公布的2004年美国在伊总预算为200亿美元，其中141亿来自石油收入，并精确提到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商业目标。目前还有美国20多家私营公司在伊拉克，他们可以提供从后勤到进攻的全套服务，其中的代表就是副总统切尼一度出任CEO的哈利伯顿。
6月28日，辛尔就美国私营军事企业介入对伊战的影响，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
谁来管辖在伊企业
《21世纪》：刚刚进行的伊拉克权力移交将对哈利伯顿这样的私营军事企业的业务产生什么影响，从此以后它们在伊拉克应该接受谁的监管？
辛尔：权力移交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如何改变治安状况，二是如何应对司法管辖问题。从治安角度来看，许多人认为暴力冲突将会升级，这将限制重建项目的数量，但也会让私营军事企业擅长的保安工作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至于司法管辖问题，伊拉克政府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对这些平民企业行使管辖权，但临管会直到最后一刻还设法确保有关承包商划归各自祖国管辖，具体而言是宣称此前颁布的命令在权力移交之后仍具法律效力。这是有关法律的争议，但现在伊拉克司法体系如此薄弱，法律如此模糊，这个争议恐怕毫无意义。
从商业角度来看企业应该对客户负责，但在法律方面它们确实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好比自成一体，很难了解它们究竟应该接受哪个法庭的监管，哪怕伊拉克真有法庭。
《21世纪》：美国政府声称它将继续致力于伊拉克的长期重建，这在当前的治安状况之下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仍然遥遥无期，除了治安状况美国政府还有没有其他理由要在中东保留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辛尔：美国军队确实很有可能要在伊拉克逗留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伊拉克治安状况实在令人担心，美国政府要对仍在当地的美国公民的安全负责，另方面还在于伊拉克这个国家本身从战略角度对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政府初衷在于转移战争成本
《21世纪》：政府起用私营企业参战的动机是什么？
辛尔：有两点，一是经济成本，认为这样做可以省钱。但要注意的是，当政府说它已经裁减有关预算的时候，它是不是把裁减的部分(作为承包费用)转到外部预算的名下，得到开战授权之后再要求追加拨款，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做帐。
二是更重要的政治成本，要向国会或联合国要求增兵不仅可能再次激发开战是否正确的争议，政治上特别不受欢迎，而且最终还是得不到你要的人手。所以一个选择就是起用私人企业，因为他们只在乎是不是有利可图，另一个好处在于他们的伤亡不会计入士兵伤亡总数，截至4月底美军承包商大概有30-50人遇害，受伤的也有200人左右。
《21世纪》：私营军事企业的参与会给战争成本造成什么影响，具体而言人们批评哈利伯顿的许多错误做法，这是偶然事件还是系统问题？
辛尔：这个产业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于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消费者，又是规范者，不幸的是它在这两方面都遭到失败。作为消费者，它不仅没能建立一个明智方案，确保只有最好的企业可以入选，并在日后监管履行合同的过程，没有通过引入竞争而降低成本，没能通过开除来惩罚表现不好的企业。作为规范者，根本问题就是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避免造就垄断寡头，惩罚违法企业。
《21世纪》：你觉得哈利伯顿的成功跟他们在华盛顿的高官朋友有多大关系，从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比如怎样做才能在战争时期以比较公平和有效的方式签订外包合同？
辛尔：哈利伯顿当然对华盛顿有很大影响，尤其在共和党人脉很广，人人都知道他们原来的CEO是现任副总统，花了大笔银子在华盛顿进行政治捐助和游说，只不过我们无法确切了解这种影响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惟一例外，这个产业的许多企业都是一样，他们的董事会也有前政府官员，多半来自军方，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种游戏规则。
《21世纪》：这些企业跟一般产业的企业有什么区别？
辛尔：某种程度上看毫无区别，都是提供一种服务，满足一种需求，而且属于全球化的业务。很多企业起源于其他产业，后来才转向私营军事产业。比如哈利伯顿，原来是一家石油公司，现在的主要业务却变成军事服务。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不仅提供军队，还要生产武器，直到19世纪才有一些企业开始进入武器生产领域。今天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武器，他们早就把武器当作产品而进行采购。同时军事服务也逐步进入市场，政府不再是垄断寡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其他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当今全球经济正是服务领域这一环一枝独秀，生意越做越大，没人可以忽略。
承包商陷入法律灰色地带
《21世纪》：可是一旦出现对一家企业的依赖，再要监管这家企业就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哈利伯顿的案例，虽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做法，现在纠正会不会已经太晚，毕竟谁也不想看见后勤支援突然中断。
辛尔：我同意，但我们还是看见一些进展。比如在伊拉克，人们开始讨论建立法规以确保能得到质量最好的企业。我们还要建立国际法，然而有关政府还没想到这一点。
然而目前的现状是，法规还没建立，这个产业已经扩张到超过50个国家，美国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国家有穷有富，分布在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私营军事产业已经成为一项全球业务，我们却还没能拿出一个应对机制！
当然，这不等于说“完了，太晚了”。相反，我们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尽快建立相应机制。联合国有必要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法，一旦建立国际法，监管就迈出了重要一步。
《21世纪》：遴选企业的时候，能不能说最要紧的两个条件是确保企业不会在战争期间半路逃跑，也不能同时为敌人工作？
辛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我也会说最重要的还是尝试规范这个产业的本质。说到底政府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成为聪明的消费者，因为政府是这些企业的主要雇主，二是成为聪明的监管者，因为私营军事产业不是一般的私营产业，它涉及一个关键的公众领域，这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政府不能在国家安全和战争发挥作用，我们还要政府做什么？